HASH GAME - Online Skill Game GET 300“新热战”和“新冷战”阴影下的俄乌战争与中美贸易战，前者体现为欧洲各国武器装备在乌克兰战场上与俄国的较量，后者对中国芯片等精密半导体技术和产品的封杀，也使得“现代化”、“工业化”这些似乎已经过气的二十世纪的旧概念，重新成为当代政治场域中厮杀的关键词。而其中，围绕俄乌粮食禁运爆发的危机，更加深了粮食问题的政治化程度——这也为本书描述的这一重要世界政治的历史增加了现实维度。书中还检讨了与之相关的“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理论的历史语境及其在“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投射，而这样的叙述正在死灰复燃。

　　本书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中俄革命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大转变为背景，试图探索第三世界——传统的乡村社会占据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如何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方式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各种曲折、危机与牺牲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第三世界人民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正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最现实的挑战。苏联和中国代表着两条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败得失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宝贵经验，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探索，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是其中具有决定性的维度。

　　本书的动机源自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是因为在苏东和中国经过八十年代末后，革命已经被叙述为失败的现代化故事，要为中国被耽误和打断的现代化过程负责。时代被视为“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回潮——这是西方对中国王朝（所谓前现代）建立在传统农业水利基础上国家与社会的概述，是共产国际运动中（包括中苏史学界）围绕中俄革命的论辩焦点，也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自我确认的起点。由此，“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不只是在历史学，而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后冷战时代”知识生产上的转向，也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下大众传媒的主导议题和框架。

　　本书通过检讨美国、苏联，以及德日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从热战到冷战发展的成败得失，及其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论证了中国为什么无法复制西方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美国式道路”还是“普鲁士道路”——这出自列宁的经典论述被九十年代的中国自由派历史学家阐释为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普世道路”。这样的阐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错置的，这也是本书聚焦以“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为代表的“”，及其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之“普世道路”的背景。

　　这一“去革命化”的过程在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1995年在香港发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曾受到尖锐批判，“革命的诸种动因已纷纷受到质疑，它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围绕它而构成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就十分可疑了。换句话说，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而这又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现代化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革命不仅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而谁要想试图论证一个与现代化范式不吻合的观点，简直就必定要被指控为“左的毛主义的倾向”。作为“现代化”范式：

　　对于德里克来说，回答是肯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汇入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方面是他基于西方六十年代革命对于当代中国的评判，是西方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判断和质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主导的“现代化”及其“发展主义”事实上成为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的代名词，从而遭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烈抨击。在此基础上，德里克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胜利，宣布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到来：“随着资本主义统治似乎较前更趋安全，没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由资本主义所支持的现代化范式似乎也不可动摇了。正是这样的缺乏挑战的状态，我称之为范式危机”[3]，而承接“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就是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在这样的视野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遗产，在现实中不复存在。现代化对中国革命的取代，使得资本主义在全球趋于稳定，而中国的加入使得全球资本主义获得新发展，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事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化的现代化与革命成为二元对立，而与此相对应的还有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专制、国家与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这些对立既是九十年代现实政治博弈的历史投影，也是冷战分割线的投影，它隐匿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深处。今天，这个世界依然被禁锢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藩篱中，正是今天所谓“新冷战”之所以发生的知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基础——其诉求是从西方中心和冷战胜利者的立场收复失地，在世界范围内驱除社会主义的幽灵。

　　由此，德里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写下讣告：中国特色意味着中国式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虽然一再强调自主性，但它一直在跟随美国的脚步，而后者并没有光明的前途可言。”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已经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部——从西方的视角完成了（终结了）二元对立，并为西方左翼对当代中国的批判铺平了道路。在他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之后，“全球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开启：因为中国背叛了革命。在此基础上，他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刻批判，体现了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能够达到的深度，同时也是限度——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度，他取消了中国从理论到实践上挑战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东西方“社会主义”视角之间的冲突，从二十世纪初就以理论论辩和路线斗争的方式贯穿中俄革命的全过程，这正是本书试图努力重新检讨的历史。

　　以德里克晚年关于的论述为例。既然中国是美国的拥趸，是一种霸权与另一种霸权的关系，那么身处中美之间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他的台湾演讲集《殖民之后？台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4]中，论述的台湾历史既没有长达三十八年体制下反革命的，也没有美国第五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冷战历史，对台湾依附美国的显著现实不置一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成为全球霸权和殖民主义的代表——把中国的崛起归结为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的成就，这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了中国革命。

　　对中国“九十年代”的反思也是中国的“新”诞生的缘由。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三农问题背后的城乡分裂，东西部发展的区域分化，“社会件”不断涌现，市场寻租导致党内腐败加剧……，所有一切都具备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发生的特色，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代价，这个意义上的“发展主义”遭到了全球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新关于中国道路的激辩就发生在此背景之下。但是把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推向“现代化”发展的对立面，却是一个需要被打破的冷战魔咒，无论是站在左边，还是右边。

　　在此文中，汪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社会主义运动以现代化为目标，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强调区分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与西方语境中现代化理论中“现代性”概念的区别，批判了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放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新启蒙思潮”，认为是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在国家体制、政党政治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困境其实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5]这一理路也体现在他之后一系列关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论述中，即从“现代性”中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

　　而德里克则宣称美国霸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不该被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冷战期间的对抗，不是两种敌对体系之间的竞争，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单一空间中的称霸。他不加辨别地列举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殖民”、不计后果的“发展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等一长串罪名（这使得这位著名的批判学者看上去像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单纯传声筒），“此种行为足以羡煞过去每一个‘东方专制体制’”，是古老的“东方专政体制”（oriental despotism）的集大成者——这一理论终于露出自己的底色。因此，他自问道：与西方的“民主”“自由”相比，“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方！”[6]答案不言自明。如果中美都是霸权，他宁愿偏向“民主”“自由”的美帝国，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左翼版本，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里克最终与福山右翼历史终结论合流，令人扼腕。作为西方左右翼对中国崛起的共同解释和标签，“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方便法门。但究竟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也不愿重新检讨列宁在一战前后曾经做过的重要论述。

　　它并不只限于理论论辩，更是铁与火的历史现实，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本书论辩的主题。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在铁与火的淬炼中完成的，是在严峻的一战、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下，在紧张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论辩中，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严酷的党内路线]它是二战中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扭转局势的物质基础，也是战后被西方世界清算的道德缘由。当铁与火不是作为革命的原因，而是革命的“原罪”——这一反革命的叙述成为主流，的导火索就已经点燃。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俄/苏社会主义的历史否定，也就是对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否定。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铁与火的过程，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可能成功，社会主义道路是作为资本主义失败的结果而出现的。即便有这样的过程，失败也是普遍的命运，这就是198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中描述的故事。

　　二十世纪最醒目的失败自然是苏联，它被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失败的总代理。本书从苏联农业资本主义失败的视角，重新检讨了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它是如何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格局的变动相互激荡；也回应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以“美国式道路”为路标的批判，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是如何以“非自由贸易”的国家保护主义的手段锻造了世界霸权（可以视为今天《美国通胀消减法案》的前生），并驱使人类走上“泰坦尼克号”的不归路，以此破解所谓“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以及所谓“雅典式道路”与“马其顿道路”）的二元对立——这一对立不过是上述冷战投影的变相，只是在中国的语境下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戏服，并且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不过这里的列宁主义只是“马基雅维利”式权术家的代名词——冷战胜利者对历史审判的回响。

　　在对“历史社会主义”的判决之上，新的反抗只能在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和废墟上进行，这也正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一系列论述如《帝国》（Empire）、《诸众》（Multitude）、《大同》（Commonwealth）和《集会》（Assembly）的理论出发点。在这些论述中，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运动需要去除的正是二十世纪中俄革命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及其国家主权形式：它们被视为暴力的源头，而不是对付反革命暴力的结果。当中俄革命以失败的方式被吸纳到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叙述之中，也就是“帝国”作为无边无界、永无止境的全球化政治新秩序——这样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已经不可抗拒、不可阻挡之时，结果就是反抗的“无政府主义”化和“非暴力化”，这就是欧洲左翼学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失败的起点。当左翼以批判的武器取代武器的批判，而暴力化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建立在“诸众”反抗的基础之上，其政治诉求却正是作为武器的国家权力。

　　只要作为霸权的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存在，主权问题就不可能消失，但它却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所谓单边主义霸权的涵义，就是将其他国家的主权置于其霸权之下，全球化以欧美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穿着自由、民主、人权的马甲）为标志，其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和侵蚀正是霸权的结果。只要看一下前后美帝国的全球化操盘术就可以明白，主权问题恰是关键。从海湾战争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俄乌战争，无论是军事入侵、代理人战争，还是，美帝国诉求的是掌控前苏联的全部势力范围，并把它们变为一堆自我瓦解的主权碎片，这才是“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帝国逻辑。

　　俄乌战争中北溪油管被炸事件，无可掩盖地揭露出欧洲不完全主权地位。它始于二战后美国启动的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再工业化”的经济援助——目的是堙灭战后欧洲高涨的社会主义势力，以及军事保护（北约）；完成于后的北约东扩，是今日俄乌战争的缘由。从到俄乌之战，再次证明而不是否决了主权和“工业化”在当今世界政治版图中的真实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及其工业化诉求是二十世纪以来新旧殖民主义世界寻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武器，放下武器，就意味着任人宰割，这一逻辑依然有效。作为武器的民族主义，是第三世界对帝国主义的回应。问题是，为什么作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成果的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却在今天被指控要为二十一世纪的种族清洗和暴力负责呢？这背后是怎样的历史真实和现实？

　　1991年苏联解体，第三世界的竞争对手消失，世界进入美国单一霸权下的全球化时代。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叙事在第三世界丧失了它的合法性，其发展主义失败是主要原因，冷战背景下对“圣战”的扶植，是另一个原因，它开启了中东肆虐之门，转换（强化）而不是取消了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这时候的“现代性”就取代“现代化”成为描述“寰球同此凉热”的学术范式，并在此范式下建立了描述第三世界的次级范式：殖民现代性作为前殖民地的当代遗产，与多元现代性——即把文化和文明被纳入现代性内部，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的通行研究范式。

　　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为“去”历史感和方向感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表达。以“去”目的论为由，暴力被视为历史目的论或乌托邦的产物，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就这样被排除在“现代性”的外部。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视野中，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被作为“民族主义”的死狗对待，文化、哲学、“文明”，以及“去功能化”的媒介理论，轮番上阵担当起反资本主义的任务。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问题，及其与主权的关系，就这样被压抑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的五指山下。

　　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和拉美）去工业化浪潮，并由此加剧了南北分裂。数字金融帝国主义本身也导致了第一世界自身的“去工业化”，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99%与1%的矛盾分化尖锐，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而起，不断内爆的社会矛盾和外部危机迫使美帝国主义重新动用政治和军事势力进行“再工业化过程”（美国第一次工业化过程以南北战争的方式解决北部民族工业发展与南部外向型农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分裂，参见本书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论调开始自我破产，这一次依然要以战争为代价吗？

　　但是，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与德里克的宣称相反，中国本身就是邪恶——正是二战后美国强加给世界的冷战意识形态。议员说，我们以为资本主义会改变中国，但结果却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所以，全球化的发动者要发起一场新的“圣战”驱逐敌人进入“全球化”的内部，这在2023年3月23日TikTok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听证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因为中国窃取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利益，是美国霸权的接棒者吗？这是一个有诱惑力的解释，却正是左右“意识形态终结者”理论贫困的体现。

　　其实，中国“特殊情况”并不体现为外在于“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而是相反。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场域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折射，或者说主战场，它深刻地卷入与“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死战。无论左右，当这一场域被西方主流媒体、政客与学者标签为刻板的“专制主义”，并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形成善/恶、光明/黑暗二元对立的冷战叙述时，这一结果正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图景。而打破这一图景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勘探二十世纪以来中俄革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史意义，从而打破（翻转）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打破二十世纪冷战胜利者主导下的世界史叙述框架，才能清理并接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过程。本书作为一场没有终结的论战，它的后续依然在现实中不断发生和蔓延。

　　今天，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换来的是所谓“文明冲突”下的种族冲突。按照亨廷顿的自我供词，“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是遏制俄国势力再次进入东欧发动冷战的武器，是美国在欧洲的“和平伙伴关系”策略。[9]亨廷顿以此理论掩盖美国在中东地区扶植宗教势力与苏联对抗的后果：迫使这些地区重构以“种族”（文明）为边界的自卫法则，促发了以和核武器把全球生命变成政治抵押品的当代政治。

　　跳出“西方文明论”历史叙述的牢笼，才有可能超越“新冷战”，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不是所谓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或不同文明的“断层线”，而是后冷战时代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对应物：种族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是今天世界范围内战争的来源。把中东冲突看成的推动力，而“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潜在根源”，这种“文明种族论”本身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因为它事实上把世界划分为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二元世界——这正是冷战的起源。“在西方的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联系”，[1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论述了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两种原则和两个阶段，即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就应该比任何人都坚决地给予支持；而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就要坚决反对。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与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今天或许可以加一句，特别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11]，其背后是以阶级利益为最高诉求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理念。

　　民族主义当且仅当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并推动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运动时，是需要支持的，但是当它以种族、部落或宗教为边界追求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就必须批判和反对。事实上，在铁与火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其民族理论和实践追求的从来不是民族隔绝，而是民族融合，是弱小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团结——这是唯一能够对付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出路，它需要在失败中浴火重生。而没有社会主义的背书，帝国主义时代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并不能解决新老殖民主义问题。

　　其次，需要解释亚洲四小龙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起飞的因素。这个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教案，其实来自于冷战红利。为了围堵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了我将之称为“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下的“工业化”残酷进程，即以巨额美援加下的军事独裁完成工业化起飞的原始积累，两者缺一不可。代价是农业资本主义市场的弃守（表现为粮食主权的丧失），以及非独立主权地位——美国的新殖民地。韩国朴正熙时代和中国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军事独裁，美军基地长官主导下的日本强制“土改”，以及更重要的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提供军需，是亚洲版“北约”实现工业化起飞的条件。

　　与此可类比的还有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代表的“依附性发展”的拉美案例。同样的“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同样无法避免的“依附”后果：巨额债务、初级产品出口、城乡分裂为代表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国家失败”。七十年代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作为美国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休克疗法最早的试验场，在依靠大量美援的基础上，弗里德曼盛赞皮诺切特成功阻止了四十多年来智利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撕破了民主的外衣，却抵达了自由的核心。[13]

　　所谓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指的是：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需要西方霸权支持下的枪炮为之开路——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正是被推销给智利的样板。而70-80年代美国支持下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发动的国家的“肮脏战争”，以残酷左翼人民力量为代价，在短暂的繁荣后，给阿根廷带来的则是长久的衰退和债务危机。而巴西在1964-1985年长达二十年的右翼军事独裁所完成的工业化发展之后，也陷入被世界银行命名的发展中国家无法逃脱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去政治化”的概念，遮蔽了背后冷战逻辑所造成的依附性红利及其代价：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的“去工业化”过程，它实质上代表的是霸权对依附性“特许体制”所划定的经济发展的极限（边界）。

　　因此，在成功打压了70年代不结盟运动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主义实践之后，美国在第三世界（特别是拉美和非洲）推广“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传播学已经不可能成功，因为它选择忽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冷战的因素，并把所有问题都归于国家内部的制度。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的国家改革成为“发展”的前提，这也是后所谓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推手。而被这些浪潮清洗过的多数国家最终沦为“失败国家”，不仅发展中断，更成为21世纪欧洲难民潮的集中输出地，并催生出今天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强劲崛起。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冷战格局下，美国动用政治和军事方式豢养右翼意识形态下“特许经营”的工业化，并以此作为冷战的基石。在欧洲，一手输送北约军事保护伞，另一手用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血再造了欧洲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在亚洲，依靠输送资本加扶植军事独裁的右翼民族主义，助力其完成工业“原始积累”过程，以打造围剿阵营的第一岛链，这就是“自由民主阵营”从欧洲到亚洲工业化起飞和现代化发展的秘密——这两个阵营正是今天美国发起“新冷战”的联盟。之后，与非洲和拉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严重的“去工业化”现象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再工业化”过程需要与正在形成的新冷战局势结合起来分析，也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同与拉美和非洲工业化道路中必须纳入考量的政治路径。

　　在1991年和1992年，我曾经设想美国会为俄罗斯改革的成功打气喝彩，正如美国为波兰的成功所做的那样。后见之明，我甚至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波兰被美国的战略家（包括第一任布什政府内的那些战略家）视为西方联盟的东翼。波兰毫无疑问是欧盟的候选成员国，事实上它也是北约（NATO）的发展对象。支持波兰毫无疑问等于支持西方自身的利益。我曾相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俄罗斯身上，但我现在怀疑切尼和天尔福威茨是否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俄罗斯注定不会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成员，更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它仍然是一个拥有2万多件核武器的国家。在切尼和天尔福威茨所提出的“零和博弈” 的思路下，我理解了支持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快速恢复被乔治•布什的白宫和国防部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14]

　　在1991年和1992年，我曾经设想美国会为俄罗斯改革的成功打气喝彩，正如美国为波兰的成功所做的那样。后见之明，我甚至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波兰被美国的战略家（包括第一任布什政府内的那些战略家）视为西方联盟的东翼。波兰毫无疑问是欧盟的候选成员国，事实上它也是北约（NATO）的发展对象。支持波兰毫无疑问等于支持西方自身的利益。我曾相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俄罗斯身上，但我现在怀疑切尼和天尔福威茨是否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俄罗斯注定不会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成员，更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它仍然是一个拥有2万多件核武器的国家。在切尼和天尔福威茨所提出的“零和博弈” 的思路下，我理解了支持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快速恢复被乔治•布什的白宫和国防部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14]

　　“并不是贫困国家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本国造成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仅仅是从好的治理结构、紧缩预算或者进一步改革中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于进一步减免债务、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以及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开放贸易”[16]。他起初并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不愿通过支持俄国转轨而尽快结束冷战，但他写于2006年的上述观察，其实已经预告了俄乌战争的爆发：虽然社会主义苏联已经解体，但美国对俄罗斯的敌对没有也不会改变。在这样的情形下，冷战转化为热战就是必然的逻辑。

　　萨克斯的故事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生自发的，它需要的政治条件更重要，也更严酷——即必须顺从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诉求，而国家制度则是这些内外因素聚合的结果。在最近讲话中，他愤懑地批评美国不仅不关心世界上的穷人，现在连自己国家的穷人也不关心了！这位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2000-2015）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2015-2030）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终于发现，诉诸富国的道德和良心发展，并无救于世界的贫困与发展问题。

　　俄乌战争以来，萨克斯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表演讲，已经是著名反美反战人士，他发现“全球发展问题”被美国视为“零和游戏”而不是正和博弈，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发展的敌人，也成为自己的敌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评美国被军工复合体绑架下的债务危机，美国发动的战争是天量债务的根源，戕害了美国自身的发展，军工复合体正在摧毁美国和整个世界。[17]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新鲜的却是现实正不断驱使更多的人走向这一论断，萨克斯本人不再相信这个时代可以“终结贫困”——这本是他上述2005年出版的书名，一个后冷战时代乐观主义的普遍信仰。

　　以1929年苏联处于其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期为例。由于苏联出口资源严重不足，主要靠农产品，而美国恰在此时爆发经济大萧条，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急剧下降，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的代价需要比原计划翻倍的原料和农产品，而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这就迫使斯大林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左右摇摆，最终倒向了托洛茨基一派主张的强制工业化路线。托派经济学家普利奥布拉斯基在《新经济学》中认为工业化生存在原始积累的铁蹄之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最危机的时刻，因为无法得到资本主义的支持，只能依靠剥削农民，国家与农民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这是无法抗拒的“客观力量”。

　　斯大林终于在1929年底突然大幅度提高了向农民征收粮食的数量，加速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步伐，但是却伴随着暴力和大清洗，以及三十年代乌克兰的大饥荒——今天俄乌战争其实是苏联工业化悲剧的世纪回响，而不是什么“种族清洗”。[19]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悲剧，既有后发国家工业化的缩影，也是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延伸与后果，在大饥荒的悲剧背后是先发工业化帝国主义遏制的阴影。而取消这些阴影，正是今天的世界史失真的表现。对斯大林个人的谴责并不能真正地解释历史。

　　在一战和二战的废墟上，20世纪欧洲工业化的重新起飞依靠的是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血——这一基于重新瓜分世界的新帝国主义冷战设想。而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允诺，即苏联红军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美国为苏联的战后重建提供援助，因为杜鲁门上台而撕毁[20]。杜鲁门以广岛核威慑和苏联不可接受的附加条件取消了马歇尔计划对苏联的援助，以冷战的遏制方式迫使苏联困守在极限军备竞赛压力下的军工和重工业，苏联农业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势所必然。粮食短缺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背后的资本短缺和外债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谈判的重要议题。在美国答应北约不东扩，并愿意给与苏联一笔口惠而实不至的贷款之后，戈尔巴乔夫答应苏联从东欧撤军、东西德国合并，以彻底结束冷战[21]。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终失败的确是美英帝国所强加的冷战胜利，但这却不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而是帝国主义霸权遏制的胜利。

　　如果把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的规范性理论，或者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可以承认其本身有合理性，问题在于自生自发市场竞争的“理论”前提并不是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的逻辑。本书引用了他对美国、欧盟对农业高度补贴和干涉的激烈批判来呈现其理论的悖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非市场化”才是常态。WTO框架下对第三世界农业的歧视，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能力的不足和外部世界市场规则的限制，正是其小农破产和饥饿的原因。犹如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也没有错，但是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使得世界农业市场上发达国家设置的扭曲市场的贸易壁垒始终无法得到破解。真正的平等、互惠的世界市场的前提必然是政治性的，这是“世界人民的全球化”之发展主义和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前提。没有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就不可能有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

　　在萨克斯对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比较中，列为第一条就是中国没有前苏联和东欧经济体那样的大量外债。[22]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前者解决的是主权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对外贸易被遏制与制裁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秘密。独立自主是现代化的前提，新中国用前四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苏联社会主义以156项工业项目为代表的十年援助帮助了工业化的突破，而1958年苏联终止援助前后，新中国（1959-1961年）也付出了加速工业化“”带来大饥荒的惨痛代价（这一大饥荒同样需要放在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背景下重新阐述），但时代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中国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内外博弈，开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世界的诉求，正面临新的围追堵截。帝国主义的“制裁”如期而至，并迫使中国启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时代和时代的叠印，也是两个时代未竟之业的叠加，是历史的螺旋正在寻找上升的势力，这其中“发展的主动权”是重要考量。这一“主动权”能否获得，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持续的关键，其中“城乡融合发展”与“粮食安全”是关键。面临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重新集结的千钧压力，中国会解体吗？站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式现代化”都会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

　　没有主权的对外贸易只能是依附主义，这是世界体系理论所描述的现实，其倡导者曾经倡导通过“脱钩”以“去依附”、“去帝国”。但没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一国之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可能真正完成，这也是世界体系理论在现实中的困境。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它不可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协调与平衡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需要改变新老殖民主义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公平世界经济秩序下的债务陷阱，需要国家主权能够主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在世界贸易和货币决策中拥有发言权——这些上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依然是，或者更严峻地成为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主要问题和诉求。

　　八十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债务危机为绞索，逼迫发展中国家采取国内紧缩政策的“结构调整”，强制从进口替代到初级原材料的出口转型，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状况。与此同时，欧美主导的世界粮食生产的供应链垄断化加剧扩张，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普遍失落，全球四大粮食巨头迅速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贸易，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粮食进口市场——外汇欠缺和小农破产导致自身粮食生产能力被剥夺，第三世界的饥荒和人道主义灾难层出不穷。“全球南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全球北方贫富分化的对应物被重新塑造出来。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特别是在全球北方内部也在不断地生产出自己“南方”问题的今天。

　　地球从来不是平的，只是当八十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浪潮淹没大地的时候，它看上去才是平的，因为对不平等的反抗都被摁压和窒息在水面之下。但是，当它如飓风席卷而过之后，满目疮痍、沟壑纵横的世界现实就一定会暴露出来，一如今天的南北格局。而理解这一格局，需要重新检讨二十世纪两次热战和冷战给这个星球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打破以“欧洲文明论”为核心的自由与专制的帝国二元复式记账簿，超越冷战胜利者的视角重新检阅世界历史的资产负债表，把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才能拯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使人类不致重蹈覆辙——核武器下的地球终结。

　　世界市场为何而来？世界市场的规则何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位能否保障？“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谁制定的？当制裁和欺凌依然是帝国霸权的武器，也是所谓“新冷战”的旧逻辑，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全球化”。今天，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被美国“逆全球化”行径宣布自我破产，也再次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后特殊政治垄断集体的利益诉求。那么，以世界人民的福祉为宗旨的“人民的全球化”，这样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是否可能？70年代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曾提出发展为了“人民”的主张，现在是否到了重提这一主张的时候？

　　他们把这些矛盾视为帝国主义进入新阶段的体现，认为由于多重内部矛盾冲突、历史性不公正以及经济上的失效，新自由主义体系不堪重负，正在每况愈下。如果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世界将陷入更大的混乱。今天，反对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主要力量是渴望更加公平、和平与平等的全世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权。因此，他们呼吁反抗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自发联合阵线的兴起，包括整合希望减少对帝国主义依附的政府和国家。

　　参与起草上述分析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记者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最近在《中国应带头重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的文章中描述了全球南方的困境：“倘若从事实出发，就必须承认债务和去工业化、初级产品出口依赖、跨国企业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榨取出口国特许权使用费的现实、全球大部分地区难以制定产业策略、提升民众科技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诸多问题”是制约发展的桎梏。

　　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代表着全球南方突破世界不平等霸权的诉求，也呼应了从拉美和非洲的经验出发的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中国的期待。阿明晚年以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全球南方的希望，他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应对和抗争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并以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示：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的角色来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的。2015年，他在参加北京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际接受访谈，再次阐述了“脱钩”论：

　　在我看来这种“脱钩论”应当是一种战略性原则，它包含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脱钩论”极大地重视了主权国家的发展，将主权国家置于优先地位。其次，开放性，它要求国家向外界开放并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应当说是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我们在探讨“脱钩论”的时候是在利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在全球的统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化进程优先地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我们应当最大程度地重视这种增长性的内部变革，即持续的、不断进行的变革。[25]（重点号系笔者所加）

　　在我看来这种“脱钩论”应当是一种战略性原则，它包含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脱钩论”极大地重视了主权国家的发展，将主权国家置于优先地位。其次，开放性，它要求国家向外界开放并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应当说是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我们在探讨“脱钩论”的时候是在利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在全球的统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化进程优先地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我们应当最大程度地重视这种增长性的内部变革，即持续的、不断进行的变革。[25]（重点号系笔者所加）

　　依托（而不是放弃）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并准确预言了2019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而早在1997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一书，阿明描述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导致世界体系两级分化，使得全球化处于极端脆弱和危险的境地，而掌权并获得支持的欧盟没有为“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提供希望。因此，犹如一战前后的列宁，阿明也把视野投注在亚洲，并预言：“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影响到所有的全球化均衡。那也是美国被中国的发展所震惊的原因。我认为，在未来任何形式的全球冲突中，美国和中国将会成为主要的对手”。[26]

　　基于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历史长时段研判，他再三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和允许中国崛起。如果中国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甚至自愿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假如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一目标能够达到，中国就会再度沦落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原料的从属国。[27] 如果把阿明对中国的告诫换成俄国，这一告诫已经是现实。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告诫依然是危机所系。

　　阿明说：“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南方国家一定要实现一种政治上的团结，中国在其中是最核心的角色，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沟通伤害我们共同的利益”。[28]在这个意义上，如何促进全球南方的团结与沟通，就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基于此，2023年5月，我担任院长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在上海成立，并举办了“传播为了团结：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论坛正式提出“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上海学术共识”。[29] 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需要以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为前提，即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为前提。

　　这意味着需要重启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的精神，寻求新的不结盟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共识，也必须重新在理论上阐释苏联和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有的成败得失，以之反抗全球南方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结盟，这样才有可能为全球南方21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提供真正的借鉴。这也正是为什么“工农联盟”——这一列宁主义的遗产，作为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后发工业国宪法的核心，它需要解决的正是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农业现代化的危机问题。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就是工农联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说解决第三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的“三农”问题，这是中俄革命的沉重历史所展示的探索与经验。所有对工农联盟的偏离都是警示，都需要警示，它表现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克服这些危机的过程。这是中国在长时段发展中左右摇摆的中轴线，也是观察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致力于整党、反腐、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这些可以视为对中国“九十年代”的校验，也表明新的危机和挑战不断涌现，危机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探测历史的深度。“现代化”这个曾被归结为西方在第三世界推动“民主化”的概念与方法，需要依照作为第三世界中国的历史实践之危机与挑战重新定义。这也要求我们在一个后视的视野中去理解中国“九十年代”的危机与转机，它开启于七十年代主导的中美建交，在寻求打破美苏对中国长期封锁与制裁的战略布局中，创造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市场环境。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与中国建交是基于自身与苏联对峙的冷战需要，是为了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通胀问题，并借助中国从越南战争的泥淖中爬出。这也是主导下打破世界两极霸权格局的大战略，为中国创造出“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30]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实是一种战时经济“紧急状态”的延长版）通过对世界市场的突围，并将之纳入处于危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倒逼”机制，快速提升因为遏制而被压抑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持续改造和克服内部国有企业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并通过“一带一路”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提供基础建设——帮助其克服“原始积累”的桎梏，这就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在今天需要重新明确的涵义。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追溯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总纲第一条延续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临时宪法）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并审议通过了周恩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意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次阐述——建立在工农联盟政治基础之上的现代化。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1964年的现代化发展方案，并提出两步走的设想，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8年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走出战时经济模式，并决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

　　正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两头在外的世界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拉动了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区域差别持续拉大，社会危机层出不穷，特别体现为“三农”危机，而“三农”危机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就会表现为“分离主义”问题[31]——这也是本书辩论发生的时代背景。脱亚入欧的“美国式道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不具备任何可能性，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粮食问题无法在农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获得解决，它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问题，即如何在保持粮食主权的前提下完成工业化，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联盟究竟能不能成为工业化起飞的基础？这其中，小农经济的前途与命运是关键。

　　在杰弗里·萨克斯看来，人民公社解体，1978年中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是“货真价实的休克疗法”，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七亿农民突然得以回归小农家庭的生产模式，粮食产量获得大丰收，农村和城市获得了双赢。[32]而这一农村改革建立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不失时机从海外进口了4套化纤生产设备和13套化肥生产设备的基础上。它的前提是六十年代以来石油工业在大庆油田等大油田会战成功，中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并有富余，为石油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引进高潮（又称“四三方案”，1973年最早由批准的方案拟用43亿美元引进26项大型成套设备，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故名），解放了棉花生产的土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极大缓和了中国土地和人口的高度紧张，加上1975年袁隆平杂交水稻成功并在全国推广，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和穿衣问题。[33]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穿越了工业积累的卡夫丁峡谷，以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中汲取积累的时代已经完成，在此过程中，中国农业现代化本身也获得了不可否认的巨大发展成就。这些构成了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

　　但是回归家庭农业经济的“休克疗法”所造成的震荡，即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与小农经济中国家力量的退出，导致工业和农业发展脱钩，并迅速成为中国城乡分裂、东西部发展失衡的动因。农业的现代化处于严重停滞和倒退状态，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很快陷入破产。1984年，中国的粮食丰收带来的却是农民卖粮难的问题。随之而起的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乡村凋敝，土地抛荒，民工潮汹涌澎湃。在沿海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则是乡村危机的不断爆发，“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成为网上春节期间的热议和叹息。

　　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特点，首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内战而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面对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第二是自1953年实现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发挥，在重工业和部分基础建设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这是一个在台湾和监狱中顽强生存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是另一个中国“九十年代”的声音，也是对“改革开放”所做的一个隔海的政治注脚。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被批评是线性历史观，后现代主义理论将之宣布为敌人。但是，这一批评忽略了帝国主义本身为工业化设定了历史进化线：落后就要挨打，不挨打就必须赶超。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属于一种“现代化”理论（当然是），而是冷战背景下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与苏联竞争第三世界的产物，以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性为标准、以制度为边界、以冷战红利为诱饵，它的政治外衣是自由、民主与人权，这样封闭的线性目的论才是问题所在：正是它决定了第三世界反抗霸权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确是“目的论”的——我们需要检讨的正是“反目的论”本身是如何丢掉了自己的战略武器。

　　从中国的国家政策视角看，中央曾经在1982-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推行十五年土地承包期的同时，取消了执行三十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从而结束了以农业汲取为前提的工农联动、重工业导向的经济格局。但是，2001年后中国加入WTO是以农产品贸易的巨大让步为代价的，小农大规模破产的局面事实上已经无法避免。这正是为什么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07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更是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党章——它的背后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三农问题、城乡分裂、区域分化、环境和生态恶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危机。这些危机无法靠西方的发展主义去克服，而必须回到中国的政治去解决。

　　从2012年十八大到2017年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统筹推进的战略目标，要解决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五方面的离心力所带来的危机。与此同时，也就是从2004年一直到2023年，三农问题（再次）连续二十年成为中央每年第一号文件，的确体现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其中，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2006年中国九亿农民告别农业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界标。从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水利建设，到持续加大对三农资本总投入的总量……，“农业现代化”涉及的每一个短板都曾经是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但是并没有真正扭转危局。“三农”危机成为上下朝野共识，但是解决的路径却关涉“道路之争”。

　　2017年十九大再次明确“新时代”的任务就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并把“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在以举国之力进行“精准扶贫”之后，2022年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即在“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重建工业、农业两大部类之间的互换关系，以及新的城乡流动的格局。“工农联盟”曾经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大规模下岗、失地农民和民工潮冲击下面临瓦解，在今天或许能够（应该）获得新的表达，但它的前提是重建乡村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主体性。笔者发表于2003年的《民工潮的问题意识》[36]（见本书附录）一文反驳了把“民工潮”视为专制主义下的“解放”——这种观点把世界范围内“贫民窟”都看成是自由迁徙的民主产物，也正是笔者在2010年前尝试提出“新乡土主义”的缘由[37]。“新乡土主义”面对的是加入WTO后中国城乡社会的双重危机，其构想是激活传统乡村社会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双重历史经验，以克服城乡分裂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的“新乡土主义”需要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城乡关系变革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

　　这个历史视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断：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晚清开始改变，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的断裂与对立。地方精英从“保护型经纪人”蜕变为杜赞奇所描述的“赢利型经纪人”，“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产生变化。新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军事发展，更使得赋税日益沉重，所以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帝国主义，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农动得以轰轰烈烈展开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还处于消极被动的中国农民，十年后却在大革命时期大规模地成为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其实，并不仅仅是1949年中国的成功依靠的是乡村动员和革命，1924年前后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已经是这个历史的预演。在这个意义上，乡村革命与中国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新理解的。[38]

　　今天的流行观点是1949年之后摧毁了传统乡绅自治的社会结构，这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源于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传统社会的崩解和失序，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年代最具有动员力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它表明了晚清以来乡治危机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十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逆转的城乡关系进行改造，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投入这个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中，从而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走向。[39]

　　领导的农民革命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政党和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结合，完成了把晚清以来日益解体的乡村社会整合成革命主体的使命，从而使得乡村社会成为中国革命不竭的力量来源，实现了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统一国家权力的历史任务。1949年以后的国家建设中，工农联盟被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的地位，并在重建新的城乡关系中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起飞。这个关系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强制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对城市和工业的支持，也以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进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回馈——医疗卫生下乡、知识青年下乡等等，以“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都被鼓励乃至强制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因此，当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工业化两头在外的市场化转型，三大差别急剧扩大，所有的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迅速往城市集结，城乡断裂则必然加剧，工农联盟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解体再度发生，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内卷化也无法抑制地重新开启。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描述了不同时代的城乡二元关系，“那时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信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这里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40]。在他看来，市场关系下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农业和工业已经断裂，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无法逆转。“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但这个目标在“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中消失了。也正因此，“三农”危机将持续成为国家政权重中之重的问题。而解决这一危机，则意味着重塑城乡互哺的关系，也需要从这一视角去理解中国的城市化过程。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以城市土地国有化和乡村土地集体化为前提。第一，它建立在由政府所推动的国有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之上，也是城市公共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第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农民托底的社会保障，避免了贫民窟包围的第三世界城市化模式。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传统社会的关联在于，它保留了由于人口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土地空间，恢复了传统的土地社区性特点，让农民依靠土地养活自己，不能自足，但可以自给，这是依靠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功能抵御外部市场化冲击的方法。

　　而九十年代以来“件”不断上升，资本下乡的市场化进程所引爆的严重危机，体现了国家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性，或者说悖论。一方面它推进的城镇化、市场化改革是引爆社会问题的源头，但另一方面，为防止社会解体而解决问题的动机也必然内在于国家的逻辑之中。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根据人口进行调整的社会功能就完全被排斥，农村土地必然以最快的方式沦陷，乡村作为社会的解体就会急剧爆发，而不是相反。中国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观点从西方产权制度理论出发，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如梗在喉”，需要消除中国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而反对土地私有化主张的观点都认为需要完善而不是消除集体所有制。[41]

　　“三农问题”和城市问题不可分割。上海、北京为代表的中国的超大城市，人口数往往超过欧洲的国家，遵循西方城市化发展的“普世”逻辑是不可持续的。2017年北京爆发所谓“低端人口”事件，遭到很多批评。但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这是超大规模“城市病”的爆发，也是中国内部的“南方问题”。如果不能从宏观的城乡关系的视角上去处理，城市病就会继续以不同的“件”的方式出现，而且无解。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第三世界，就在于乡村振兴战略是否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完成“产业强、环境美、农民富”，不仅宜居、而且能够创业的广阔天地——一个年轻人回得去的乡村，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贫民窟问题。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热衷，有两个诉求。一是为城市扩张和土地资本化进一步创造条件，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二是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创造条件，一个期望但是尚未实现的目标。其预设是通过私有化大规模集中土地，走美国式农业的道路，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然后沦为外来农场主的农业工人。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如果能够成功，WTO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就不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为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土地私有的条件，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额农业补贴，依然是失败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中国越演越烈的土地纠纷，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剥夺农民土地造成的，而不是为了发展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原因很简单，资本看重的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价值，而不是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土地私有化和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彻底的伪问题。

　　在出口导向型市场化的逻辑下，中国工业生产过剩，农业生产不足，而是否确保中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一再成为论辩焦点。由于人地资源的硬约束，代表性观点是耕地和农业应该为房地产和城镇化让步，以耕地换增长，耕地红线束缚的“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粮食问题应该依赖世界粮食市场来解决。由此造成十年来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耕地面积减少了一亿多亩。[42]反驳的意见认为：全球年粮食交易量为4亿多吨，而中国的年粮食需求量为6亿多吨。中国缺粮，谁可以供应？十四亿中国人如何养活自己？中国农业之所以还有可能保持低价，一是因为中国还大量存在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养活了自己，而不是依赖粮食市场。二是中国的粮食省长责任制和中央储备粮制度，这些非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来的制度。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开始了严格的“非粮化”整治工作，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非粮化”包括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挖塘，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改种非粮经济作物等现象。但是粮食生产收益低是“非粮化”的主要原因。如何让耕地回归粮食种植，同时又能够让农民收入不下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这是一个需要解决却又难以解决的悖论。今天，世界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双重危机终结了论辩（而不是问题），全球粮食安全的红色警报已经高悬。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如何破解粮食安全，已经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

　　乔万尼·阿里吉在对非洲的研究中发现，农民的全面无产阶级化最终给资本主义部门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而非有利的条件。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补贴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自己生产了部分生存品。而一旦农民彻底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于瓦解，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必须为劳动力再生产承担全部代价，社会斗争也就越来越从乡村地区转移为城市地区，转移为争取工资报酬的斗争。非洲的道路建立在资本主义从部分无产阶级化到全面无产阶级化的漫长过程，而东亚的道路则是建立在局部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的——这是今天的非洲低迷与亚洲崛起的区别。[43]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为中国市场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需要重新评估的。一方面是城市化过程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水库；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养活了农民自己，这一人口最大的群体，使得中国不需要依赖世界粮食市场来养活十四亿中国人口——这一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艰巨。今天的挑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能否够使得中国农业现代化真正具有超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这才是决定今天世界局势的关键。

　　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意味着把粮食和石油的定价权都交给华尔街，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的人质——该体系正是由金融资本所操控的。WTO之后的中国农业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卷入美国式农业的绞肉机中，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美国杀虫剂市场、种子市场、化肥市场之一，是其转基因农业产品的倾销地。大豆沦陷就是最鲜明的案例。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作为大豆故乡的中国是大豆净出口国。2004年在美国农业部、芝加哥金融交易所和华尔街金融抄家的操控下，中国遭遇严重的大豆危机，70%的油榨企业倒闭，大豆种植业被重创，跨国四大粮商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用进口转基因大豆割裂了中国大豆的产业链。外资涌入的结果就是中国失去了大豆的国际定价权，并严重依赖世界市场，成为粮食安全中最危险的一环。近十年来中国大豆的自给率仅有15%左右，进口量占全球大豆出口的60%以上。虽然中国努力实施大豆进口替代措施，但举步维艰。

　　2019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巴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大豆进口60%以上的市场来源。2023年5月巴西卢拉总统来访，我有机会与随同访问的巴西无地农动（MST）的领导人João Pedro Stedile有一个小范围的对话。他对中国为什么要在巴西购买这么多大豆表示不解和不满，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大豆生产商都是大庄园主，平时居住在美国的迈阿密。这些巴西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大农场在中国市场大获其利，但并没有为巴西的百姓带来利益，巴西百姓正在重新陷入饥饿。

　　其实，巨量购买美国和巴西的大豆正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的代价。自的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全方位逼迫发展中国家打开农产品市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小农普遍濒临破产和饥饿的境遇，另一方面则是出口导向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粮食出口——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严重失衡的大地产制度，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和无地农民被排斥在这一现代化农业体系之外，正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资本主义的典型表现，其后果就是超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和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运动，如巴西无地农动和印共领导的农民起义。

　　回到巴西的例子。巴西土地大部分被掌握在少数农场主和跨国资本手中，极右翼博索纳罗执政期间能源私有化和土地集中化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国家资产被私有化，低增长、高通胀和去工业化和再初级产品化趋势明显，就业恶化、人民重陷饥饿。2016年至2017年，大庄园和数量和范围有所增长，拥有1000公顷及以上土地的农业企业占总数的47.6%，用于养活巴西人民的农作物主要由家庭农业即小农生产承担。2022年巴西有3310万人遭受饥饿之苦，1.252亿人生活在一定程度的粮食不安全中，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社会运动组织是卢拉总统的主要支持者，其成员在卢拉政府的任职将致力于恢复家庭农业投入，包括机械、生产和商业基础设施投入，也包含粮食收购和土地改革政策等。2023年以微弱多数第三次当选的卢拉政府执政初期，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重设发展、工业和贸易部，明确其目标在于重新工业化，提升工业化水平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卢拉政府访华期间，特别提出的合作项目就包括适合小规模农业即家庭农场业的技术与扶贫项目。[44]

　　新世纪以来，上述国际四大粮商为代表的国际大型粮食企业集团强化了对全球粮食产业链的控制，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控制了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与仓储设备，已全方位进入中国粮食市场的竞争，危及中国的粮食主权。在这个意义上，巴西、印度与中国都共享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普遍命运。中国的“新乡土主义”如何与巴西无地农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组织建立起“精准团结”和连带的关系，亟需建立新的阶级分析和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视野。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市场上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世界粮食市场上没有定价权。被世界粮食市场的金融化过程所胁迫，是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丧失的表现。在此境遇下，中国的粮食安全危机并非耸人听闻。1990年，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国务院成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2000年成立大型重要骨干企业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作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主力军，以平抑海外资本巨头对中国粮食生产链的强大冲击。2021年更是扩大全国的仓储设备建设项目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是粮食存储的高成本、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的不断爆发，也是这一制度面临的挑战。

　　今天的世界格局下，粮食安全已经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关切。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方针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并力图解决种业失控局面。习从2012年开始反复强调要求“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并特别提到大豆问题：“大豆等种子讲了多少年，但突破进度还是很不理想。要拿出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干劲，明确方向和目标，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研项目，早日实现重要农产品的种源自主可控”[45]；“像大豆、棉花、玉米、小麦等一些大宗农产品生产，要抓紧研究部署，该扩大产量的要果断下决心，不能让人家拿住我们！这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大事！”。[46]种源安全已经是农业中的“芯片”问题。

　　另一方面，全球性粮食暴涨暴跌与石油价格的暴涨暴跌往往如影随行。现代农业体系作为能源高消耗产业，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有强烈的联动，一个高油价的市场不可能长期保持低粮价，因为这意味着用国家的钱为国际热钱的操控买单。粮食与石油暴涨暴跌的背后往往是国际热钱的直接操控，也是席卷全球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序幕，并直接关涉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重新思考“新乡土主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有机农业生产模式和社会模式，刻不容缓。而如何重建乡村共同体和集体经济是首要问题，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单靠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如何重新以乡村建设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想象之上，以此来倡导新的乡土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否则，只能沦为社会分裂与冲突的创口贴，它的背后将是政权合法性的丧失。以乡村为社会本位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论辩与实践，新乡土主义在“中国道路”的讨论中，应该获得新的理解。所谓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困境，最根本的表现就在于乡村与国家的复杂关系，一个依然深刻制约着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历史过程。我们也需要在这个视野中去理解、判断和反思围绕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争论，它将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

　　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的土地制度，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败与否的关键。城市土地的国有化与农村土地的集体化，城乡二元土地关系上的城乡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工农联盟的基础。从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对立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到时代消灭“三大差别”、今天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都是不同历史阶段探索城乡现代化发展道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破解第三世界发展的难题。如何让城市化发展不是加剧城乡差别，而是城乡融合？如何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寻找解决之道？乡村的再组织化是关键。

　　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是以村社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土地买卖受到地方习俗的制约，具有社区保护性质。晚清以来，乡村的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转化，伴随的是村社保护的瓦解，它导致“土豪劣绅”横行，使得乡村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九十年代以来，有一种论断认为新中国土改是错误，因为农村根本就没有地主，地权很均衡，土地并没有高度集中[49] ，以此论证中国的土地“正是由于不能私有化，才造成两级分化”[50]。

　　但这里有意忽略了在地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区别，晚清以来大量不在地主的城市工商资本控制了农村资本和土地，形成了大量恶势力。他们一方面欺压农民，另一方面从国家套取权力，变成土豪劣绅，国民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其实要打倒的就是这一批势力。新中国的土改，很多是直接把“不在地主”的土地直接分给佃农耕种。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从大公社制退回到小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上还是与原来村社的界限是吻合的。这是中国农村人地高度紧张的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土地所有制，排他性的土地村社保护所有制有其历史合理性。

　　今天中国面临的千年未有的土地制度的变局，其实就是农村社区土地所有权还能不能坚持、是否需要坚持的问题。一旦社区土地所有权不能坚持，就会有大量新的“不在地主”进入。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意味着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乡村主体，既是政治主体，也是经济主体，舍此，乡村振兴就很难完成。集体所有制下的承包权保留的是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是社区所有权的体现，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农民设置的土地制度的红利。但是这种起点的“公平”并不必然保证结果的公平，需要警惕的正是起点公平的设置可能恰恰为社会两级分化开辟道路，这就走到了反面。

　　把土地社区所有制的红利兑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有公平的考虑。但是，经营权的市场化能否解决中国农业面临的种种问题？一方面，鉴于农业的弱势市场地位以及粮食的公共品性质，中国的土地和人口的高度紧张关系，农业的市场化风险很高，土地承包权的市场化其实是增加了地租的成本和农民谈判的成本，土地流转能否成为农业市场化发展的推手，形势并不乐观。而一旦在市场中失利，承包权所绑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就会落空，农民也就丧失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打破了土地村社所有权的限制，为外来大资本去农村圈地，套取国家资本等行为打开了后门。今天的共识是，原子化的小农需要一个再组织化的过程，分歧是在于如何组织化。主张土地流转到龙头企业或外部资本做规模农业，让它们扮演农村经济再组织化的功能，也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这一派观点声音很大，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但也是土地确权流转面临的最大质疑。因为，土地经营权一旦出让，再拿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农民事实上就会变成失地农民，两头踏空，沦为失业大军，这个数量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由此，执政的合法性和基础必然会受到动摇，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够承受的政治后果。

　　时任毕节市委书记的周建琨是“塘约道路”的主要支持者，而他在2022年11月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调查、2023年6月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问题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利用扶贫项目谋取私利，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52]因此，“塘约道路”也被有些人认为是靠财政输血制造出来的假典型。但根据2023年3月公布的消息，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村级实践交流基地名单中，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依然入选其中。[53]

　　2022年，我参加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严海蓉教授召集的“集体经济、族群文化与乡村共同体”研讨会，围绕“塘约道路”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54]我在发言中指出乡村再组织化的路径之辩：第一种是资本下乡塑造乡村，外来资本如龙头企业也是一种组织力量，但有利有弊。第二种方式是精准扶贫，从城市输入（尤其是东部对西部）使乡村发展获得市场空间和资源，但并不长久。第三种方式是党组织的资源直接注入乡村。从塘约道路开始，党的组织建设延伸成为乡村再组织的资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乡村提供了一种非市场的资源，农民不需要为这样的组织成本付费，却能够将内生型发展和外生型发展结合起来。

　　在“塘约道路”之后，一个更大规模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验是在山东烟台进行的。推动者是时任市委组织部长的于涛，一名70后的优秀女干部。她的思路来自三本书，一本是习1988-1990年在福建宁德地区工作的文集《摆脱贫困》，一本是1955年时代中央办公厅编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另一本就是作家王宏甲2016年出版的《塘约道路》，她把这三本书分发给村干部们去学习。她自己钻研了大量党史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文献，也做好了改革先行者的牺牲准备。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撰写、2021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烟台纪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路》[55]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在序言中高度肯定了这一实验。它的基本原则是入社自由、责权清晰、按贡献分配。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为合作社，明确是职务行为，不是人个人行为，保证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确保集体股保留决策权与否决权，分红向普通社员特别是老弱病残倾斜。从2017年到2021年，全市有三千多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村庄近一半，入社群众43万人，成绩斐然。

　　党的组织系统支持下的塘约道路和烟台经验，着眼的是乡村社会发展、集体经济和党的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而要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社会和经济再组织的主体和能动力量，则要化大力气重整基层党建，并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去抓才有可能。从烟台的经验看，以党组织介入的方式，减少农民的社会和经济的再组织成本，可以有效的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本核算，是城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探索。但是它涉及中国乡村社会组织再造的复杂过程，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经济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和角色转换，也极容易被扣上重回“极左”路线的大帽子。

　　事实上，“新乡土主义”作为小农经济的新型集体化发展之路，依托各地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禀赋的社会实验，在中国大地上一直不断涌现，各有特色，已经有大量的案例和实践，亟需总结经验发扬光大。只有用集体经济的优势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重新探索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避免农村的社会分化（后果就是城乡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是今天的中国不能承受的——如此，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这就是“新乡土主义”的最后旨归。

　　在古生村有14个功能不同的“科技小院”，常年有20多位老师和100多名研究生驻村进行洱海源头农业污染治理和绿色高质量农业育种实验。我到访村子的时候，正碰上新来的一批同学们开动员和培训大会，同学们鱼贯上台热情地分享经验。当我在电脑上打下这些文字的当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组建的一支包括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合作伙伴在内的调研团队正在大理开展第二次调研，大家都对这个“科技小院”模式充满了好奇和期待。而我自己在调研中发现，科技小院进行育种实验的高标准农田是由国营云南农垦出资流转的，在绿茵如织的大地上家庭承包地的白色水泥分割线却隐约可辨，原因是拆除水泥田埂的补偿费用很高，农场无力承担，而租地的费用（每年每亩2000-2400元）也拉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使其优质农产品在市场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后来，张院士把科技小院带到了吉林梨树县，那儿有专职种地的专业农民了，每家地都不小。后来，又到了黑龙江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规模更大，机械化程度很高。张福锁院士反思道：“14年后回过头看这个事，发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快，梨树的合作社到现在仍然是有大有小，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至今全国也没有几个能模仿建成”。[59]这让我不禁遐想，如果“烟台经验”和“科技小院”模式能够结合起来，是否能够走出一条小农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路来呢？

　　中国确保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是在农业农村部。为了实现“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农业农村部制定《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中规定的任务，是要在中国18亿亩农田中确保在2022年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到2015年累计建成10.75亿亩。高标准农田是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属于“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土壤肥、旱能灌、涝能排、无污染、产量高”的稳定保量的粮田。即通过对中国土地资源的统一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集约化和产业化，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这主要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比如2021年中央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787.82亿元，同时推动地方通过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债券、土地出让收益等多元化渠道安排88亿元，支持全国建设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60]

　　解决“三农”问题是融合国家与社会的系统工程，中组部、民政部和农业部都有各自为政的逻辑，它们之间如何统筹、协调推进，尚需新的破局和变革。而今天，它的底线有四条，即“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62]而这四条“必须守住”的底线也是高压线，它们是互相制衡的紧约束关系。如何在这样复杂的悖论状态中破解“三农”危机的地雷阵，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艰巨严峻的史诗过程。

　　“要把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探索，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对探索创新中遇到困难的要及时给予支持”[63]，这是2023年最新的《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的部署，也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工作模式。但是它的成功要依赖一系列中间环节的协调和博弈，既是九龙治水，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持久战。今天，中国正努力推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经济新格局，这将如何催生出新的城乡局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对此交出怎样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答卷？我们都需要以历史的耐心或拭目以待，或侧身而入。

　　本书的问题意识来自于九十年代——二十世纪革命的至暗时刻。作为对二十世纪中俄革命的辩护之书，它是中国知识界九十年代以来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问题大讨论的一个缩影。以中国的“三农”议题为代表，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中俄革命问题上的激烈论辩，关涉的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大问题。它延续了革命与现代化作为时代转换的范式危机，但不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中拯救“民族国家”，接续革命。

　　从第一章2004年发表，到2013年集结成书，再到2023年英文版面世，前后二十年的时间，见证并卷入了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围绕“中国道路”的激辩。这一激辩在今天依然以各种方式顽强延续——俄乌战争和“新冷战”的阴云可以视为这一激辩的现实篇章。理论与现实相互映照，书中对历史的检讨始于19世纪中叶俄国与英、法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在20世纪尾声俄罗斯关于“脱亚入欧”的内部论辩：这一论辩在今天21世纪的俄乌战争中趋于终结，现实给出了最后的答案；而由此触发的世界粮食危机正是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写照。

　　“中国式现代化”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其所经历的苦难、艰难与曲折其实是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危机的投射，其崛起也是全球南方的典范——它冲破了被封锁压制的不平等的世界格局。而中国道路是与二十世纪中俄革命，与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问题只在于如何叙述这一历史。它一方面需要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托洛茨基主义视角下对中国革命“民粹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需要直面右翼自由主义对中俄革命的攻击与否定——作为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终结”在中国的回响，它致力于通过否定列宁主义和二十世纪中俄革命的合法性，为新冷战开辟道路。而这两个相反的理论思潮在中俄革命的农民问题上汇聚并达成共识，复活了“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古老争论，共同致力于遮蔽“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历史探索所具有的世界史意义。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美国学者 Michael Zukosky 教授大约六年前曾为本书所做的翻译工作。只是由于他采用的多为“意译”方式，而原书稿涉及九十年代以来复杂的中国学术语境，一些问题的表述和理解很容易产生混淆，对于一位西方学者来说，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这也导致在很多问题的理解上，译本与原书稿产生了偏差。六年来，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希望尽可能保存当初中文书稿中辩论的时代气息，为今天中国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历史的底本。虽然Zukosky教授的译本没有采用，但对于他的付出和努力，我心存感激，也期待他的批评和指教。

　　特别感谢为此英文版本付出辛勤劳动的译者张殷豪，这位年轻学人以认真、踏实与严谨的态度帮助我修订了若干脱误，也使得英文版书稿终于得以出版，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的青春气象。感谢老朋友高默波教授惠赐长篇导言，为本书的论题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历史资源，帮助澄清论辩的来龙去脉。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乡村研究的重要贡献，曾给与我宝贵的启发。而他此次为英文书稿进行的重要编辑，也为本书进入英语学术界搭建了不可或缺的桥梁。感谢谢葆辉教授对本译稿的修订和付出的劳动。感谢Jacob Dreyer 对本书出版的肯定、支持与协助，以及他不断的催促和耐心。再次感谢林春教授坦诚的批评、持续的鼓励建议和帮助，没有这份支持，这个英文版本很可能就半途而废了。严海蓉、苏珊玄、林春峰都以不同的方式帮助过此书稿的翻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2014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转移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工作，也对两个学院同事们所有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感谢熊节帮助我对巴西的农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我们共同合作在全球南方国际传播领域的探索正在启航。感谢翟庭君（Ting Quan Chak） 对此章英文译稿的最后修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