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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本身是一个离岸美元的业务中心，如果不允许开展相关业务，那势必会带来支付上的不便，从而削弱了香港基于离岸贸易比较优势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当然在开展美元稳定币的基础上，允许香港去尝试做人民币稳定币相关的业务也有它相对于内地的比较优势——就是我们常说的范围经济性，一旦将来人民币稳定币跨境支付的场景不断增加，人民币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生态环境也不断完善，那么，稳定币之间的互换就能发挥分散风险的功能，从而打破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格局。我们今天探索稳定币跨境支付的功能意义就在于此。

　　原因在于，当前以美元为锚的稳定币已经建立起显著的网络效应，市场接受度远高于任何其他货币稳定币。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贸然推进人民币稳定币，与美元稳定币展开“同向竞争”（哪怕我们主观的初衷是建立互补的功能，但市场的选择自然会进入一种“竞争”的格局：也就是说货币选择的关键因素是它的全球接受度和广泛的引用场景而不是它的价格因素，只要存在网络效应上的差异，那么美元的垄断地位就难以撼动，原来存在的安全问题未来依然存在），不仅难以扩大我们的网络效应，而且在外部冲击下，稳定币之间的替代性会更加迅猛。稳定币的危机依然会存在。今天我们注意到美元稳定币参与跨境支付场景的占比远远超过了传统美元的比例。

　　目前，在支付功能方面，随着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场景的不断拓展，我们对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应用场景正在逐步丰富。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储备资产（尤其是数字资产）仍较薄弱，当前即便是传统金融资产，其估值和定价也处于偏低水平。若不能尽快建立强大的金融体系，很难让全球投资者愿意在数字世界中配置我们的金融资产。利用数字时代，通过新生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来“换道超车”，化解我们现在金融的堵点合同单是一种不符合货币和金融规律的想法，历史上的变迁从来没有通过货币和金融的变迁改变了自身经济和金融内在的脆弱性，相反，超前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反而会形成经济和金融体系巨大的波动，乃至发生危机。

　　因此，基于网络效应的本质，我还是主张我们应当“错位发展”，包容各个国家数字货币的发展（每个数字货币的背后就是一个小的网络存在），然后通过“货币桥”（multi-CBDC bridge）的机制，形成互联互通的共识（打破一种货币垄断的格局）和国与国之间的有效合作，从而建立起高效、可信的跨境支付与清算机制。货币桥能够在不依赖美元主导网络的前提下，形成各国局部网络相连的全球数字货币的网络效应，提升本币的可兑换性与交易效率，同时规避稳定币所附带的金融脱媒与监管套利的投机属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