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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刚刚迈入下半场。广州、深圳、成都、武汉都在往两千万人口量级狂奔……每一座城市的兴盛衰落，越来越与个人命运相互牵连。中国有690多个城市，它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几百乃至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这台超级庞大、无比复杂的机器，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呢？我相信你会对这些问题充满兴趣。而《中国城市大洗牌》这本书的一个独特价值，就在于，它并非从档案、县志等旧书堆里，来给你展示城市过去的百年沧桑史，而是着眼于未来，告诉你中国的主流城市眼下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背后，是人在重新流动，钱在寻找新路，物在移动配置。

　　而同样是土地紧张的东亚地区，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分布却是“太阳状”的，东京都作为主中心聚集千万人口，但还是有大量人口从中心沿着一条条“光线”向外发射出去，形成比较规律的条状式分布。为什么呢？因为东京都建设了密密麻麻的轨道交通，将周边的琦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囊括进来，形成了一个半径50公里的都市圈，人口会沿着铁轨而分布。有数据显示，东京都日间人口数约为1558万人，夜间约为1316万人，每天大概有240万人早上进东京都心六区工作，晚上坐地铁回到几十公里外、位于其他城市的住宅。

　　2013年，上海地铁11号线羞答答地越过边界，延伸入昆山界内6公里。这是中国第一条跨省地铁，这个历史性突破，让江苏终于有了一个小角落与上海实现1小时地铁通勤。一些买不起“浦西一张床”的年轻人，把家安置在昆山花桥，每天像候鸟一样乘地铁往返。不过，双城生活也只局限于这片狭小地带，再远就没有地铁了。按照设想，上海地铁11号线本该与苏州的轨道网连成一体，直插苏州心脏。遗憾的是，这条地铁刚探出头来就戛然而止，一停便是整整6年。这六年里，大量人口无法借助轨道交通疏导出去，只能大量聚集在上海市体内。

　　不过，你发现没有，这几年沪苏轨道一体化明显加速了。2023年，苏州轨道交通S1号线终于开通运营，它穿过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市区，牵起上海地铁11号线的手。而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上海地铁7号线也准备对接太仓市，上海地铁17号线将西延到苏州吴江区。而且除了地铁，一跨市域的城轨和高铁也在来的路上。按照《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上海要建成21条城际线公里以上。可以说，上海膨胀的大幕已徐徐拉开——它在嘉兴、盐城搞“飞地经济”，在周边卫星城为第三机场选址，在与苏浙交界的地方打通多条省级断头路，开始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它展开庞大的触角，吞下毗邻的7个县市区。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上海人，离开上海，分散在大都市圈内，过上双城生活。

　　从骨架到血肉，上海越来越像东京了。众所周知，上海的远景目标是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现阶段碍于各方面的原因，尚无法像纽约、伦敦一样做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货币自由兑换，故而也就还未成为全球资本要素的控制中枢。此外，上海说要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但是地理区位条件不及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人家位于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上，是东西方之间真正的十字路口，而上海并不在主干线上，故国际贸易中转难以突破。这些特征，与东京何其之像。

　　放眼全世界，能称得上全球城市的只有两个，伦敦和纽约。上海虽然是我们内地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但其实内壳跟东京差不多。它们都背靠本国的经济腹地崛起，成为国内生产要素与全球交换的核心枢纽。所以，它们在全球的城市体系当中，对内服务的职能远大于对外辐射的作用。换句话说，上海东京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功能只是洲级的，还算不上是全球级的。举个例子， 2019年2月上海证交所境外上市公司数量为0 ，东京证券交易所为5家，两者均远远低于纳斯达克-US的442家及泛欧证交所的159家。若是考量外汇市场交易量，上海更是逊色于其他金融市场。要知道，今天引领世界格局变动的无非是两股力量，金融和科技。伦敦和纽约凭借单一的金融属性便晋升为全球城市，而上海与东京却是两手抓，都是综合性城市。所以我在《中国城市大洗牌》里也提出一个观点，要比较中日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不是看两个国家谁的经济规模更高，而是看上海与东京谁的实力更强。上海人口是东京的两倍，面积是东京的三倍，但2018年上海的GDP只有3.26万亿元，仅为东京的1/2。只有当上海的经济体量或者人均收入超过东京时，才能说中国的经济真正超过了日本。

　　于是，把北京建设成全国的“经济中心”就成了首都的工作重心。一夜之间，行政性力量给北京导入了诸多资源，工人们坐着绿皮火车从四面八方涌来，各类工厂拔地而起。没用多久，北京就变成了一座工业性城市。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天空耸立着1.4万根烟囱，为世界各国首都所罕见。到90年代，北京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城市。有一组数据，可以很好地说明北京的经济追赶速度有多快，1980年，北京GDP仅相当于上海的44.6%，但是到了2018年，这个数值已经攀升到了92.78%。

　　在中心城六区的范围内，只要是与这个四个功能无关的其他板块，都有可能会被剥离出去。比如最近几年，北京市一级的机构就迁到通州城市副中心，部分央企、金融机构、百强中学和三甲医院（分院）被疏解到河北雄安新区，北京还外迁制造、零售、批发、运输、仓储等业态到河北、天津，给这些地方带去了新的活力。前几年甚至有传闻说，东城区、西城区会合并成中央政务区。这个说法只是民间的一种想象，但确实折射出北京华盛顿化的迹象。要知道，美国华盛顿就是比较纯粹的首都职能，而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都放在了纽约，形成错位分工的格局。未来或许，通州是“北京”，五环内才是“首都”。东西两城，则是大国的权力中枢。这个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地方，将作为国家象征，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力量。可以说，京津冀版图站在了百年巨变的起点。

　　就拿广州来说，它在整个珠三角的经济运行当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辐射功能，相当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市场之间的连接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王先庆指出，广州是全国最具商业传统和气氛的大都市，拥有全国最大的商人群体，初步估计广州本地直接或间接从商的人数在300万至400万人之间。商人一多，货物的流通和出口就发达。而且，巅峰期的时候，广州有一千多个专业批发市场密集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这些档口背后，可能都链接着广东的一个工厂。非洲、中东、欧美的客商选货下单后，背后的工厂就会开足马力生产，日夜轰鸣。由此，带着珠三角烙印的皮具、鞋业、纺织服装、五金建材、珠宝、茶叶、化妆品等中国制造，便通过广州的专业批发市场走向海内外，极大拉动大湾区的产业扩张和经济增长。

　　举个例子，血液是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里头包含了丰富的生物学信息，可用于疾病诊断、遗传学、药理学研究。但是你知道吗，在两地科研合作项目中，如果想要跨境运输血液生物样品，这类在医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样本，是相当麻烦的，需要经历许多关卡。为什么呢？因为港澳与内地分属不同的海关监管区域，还有不同的制度设计。香港是普通法系，内地是大陆法系，香港是全球知名的零关税自贸港，而内地有自身的监管需求。类似的“墙”还有很多。《香港商报》曾经报道，香港科技大学在广州有一个园区，其科研设备进入园区需要被征收关税。这本身就不合理。因为关税会阻碍着资源的交换，进而影响实验室的成果产业化的速度。

　　横琴甚至还建了一个叫澳门新街坊的社区，给一万多澳门同胞在这里读书，生活和养老，而且还是直接移植澳门的各项医疗社保体系，能用澳门元支付，有跟澳门趋同的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环境，几乎是在横琴再造了一个“小澳门”。以前，澳门既不是内地原材料的供应地，也不是内地过剩产能的消耗地。所以，从经济的角度看，它与内地经济更多是一种平行关系。可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澳门同胞来到横琴岛上创业、工作，如今居住在横琴岛上的澳门同胞超过2万人，相当于横琴每三个常住人口，其中一个是澳门人。双方的人口，产业越发融合，一个有成熟的旅游市场需求，一个有海岛型生态景观的资源优势，双方的融合可以衍生出主题公园、会展中心、滨海游乐、体育疗养等更多旅游业态，共同托举起一个世界级的旅游休闲中心。

　　当然了，不单单是澳门，香港与珠三角内地九市之间的融合也在快马加鞭。比方说，这里正在探索为符合条件的珠三角九市人员赴港澳开展商务、科研、专业服务等提供更加便利的签注安排，减少通关手续；这里正在探索让深圳和香港两地政府扶持资金可以直接划入对方的机构和企业，让资金流动更加自由化；这里正在扩大专业资格互认，使得两地均可执业，而之前一旦跨境，多年的修为可能就会沦为一张“废纸”；这里正在研究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质要求、持股比例、行业准入等限制，或许不久的将来，港澳资本将逐渐被视为内资……随着一堵堵无形的墙被拆除，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不可限量。你想想，为什么硅谷是诞生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而不是出现在莫斯科，不是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在旧金山湾区，任何生产要素都是可以自主流动的，有形之手、法律规则的限制较少，市场能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所以，这里的要素流动比其他地方要快得多，也合理得多，每一笔钱，每一个人都能物尽其用，发挥最大的效益。

　　先说京津冀。1368年，朱元璋的大军攻入大都，此时距离大都成为元朝都城仅一百年。有明一代，北京几乎是华北一带唯一成规模的城市。其余地方，均群星暗淡。不过，自明成祖将帝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后，一连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连锁反应开始了，天津、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华北城市皆因北京而生。天津一开始是拱卫京城，抵御倭寇的海防前线，后来又作为北京进出粮食物资的漕运中转之地，到了晚清，出于护卫京师的需要，洋务派在天津筹办了北洋水师、火药局、机器局、大沽船坞等大批军事工业，带动了天津近代工业的起步。从军事重镇到商业城市再到工业中心，北京在背后塑造了天津的城市发展。而天津的第三次转变，又继而开启了唐山的城市化进程。原本，唐山是一座居民不过百户的小村落。但是为了配套天津的军事工业，这里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座大型煤矿开平矿区，至1912年，这里生活的矿工已超万人。而此时，秦皇岛只是一个停泊小帆船的天然口岸。为了将唐山的煤炭海运出去，秦皇岛成为清政府自行开埠的对外开放口岸，短短二十年的时间，秦皇岛就从无一住户的蛮荒之地，变成了有1.5万城镇居民的小城市。至于其他华北城市，保定在元朝是作为“保卫大都，安定天下”的辅助城市而从一片废墟中重生，张家口在明朝是作为守卫北京的重要军事堡垒而从一片荒地发展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承德在清朝是作为皇帝处理朝政的行宫而从一片牧马场崛起为“夏都”。你看，回首幽燕六百年，若非北京，这些地方不可能相继兴起，从蛮荒之地走向城市形态。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为了满足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需求。

　　为什么西方会选中上海这样一个配角呢？原因就在于，上海是万里长江的出海口，又背靠富庶的苏杭地区。苏杭的丝绸织造、安徽的茶叶、江西的瓷器等等，都能经内河航线直达上海，并以此为跳板走向欧洲。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江南 “几于百里无人烟”，苏扬等一众城市急速衰落，而一大批士绅和百姓逃往上海租界，推动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市。回想上海刚开埠的时候，人口不到20万，但是到了1919年，上海人口飙至240万，是苏州的四倍，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因江南而生，最后冠绝整个江南。

　　再说大湾区。如果说北京是京津冀的历史按钮，那么广州则是整个大湾区发展脉络的起点。1757年，清王朝实行海禁，关闭了闽、浙、江三海关。大清帝国几万里的海岸线宛如一道铜墙铁壁，仅剩下广州这一个缺口，使得后者在长达85年的时间里，垄断了所有的对外贸易。为什么在众多口岸当中，清政府偏偏选择了广州？原因在于，广州黄埔港是一个较浅的内河港，而不是一个深水海港。你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犯迷糊了，发展对外贸易难道不是应该选一个水域更深的港口吗？美国历史学者范岱克指出，18世纪初，从澳门沿珠江而上，前往广州黄埔古港的航行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珠江漫长而低浅的河道，对于吃水深的船只出入构成很大的限制。在当时的风力帆船时代，远洋而来的商贾大船不仅需要候潮进入，还必须雇请当地的渔船舢板来引水，一方面起到了导航的作用，一方面是作为拖艇发挥了牵引动力的作用。如此，洋船才能确保一直行驶在主航道上，避免被卷进旋涡或者发生最大的灾难——搁浅。这恰好利于控制一切贸易程序。粤海关监督拥有了决定何人可以得到许可沿江而上、何时可以离开的权力。如果外商得罪了清政府，将不会有任何引水人为之服务。如果外商没有缴清港口费和关税，还清欠款，他也别想离开广州。所以，选定广州，在经济上可能违背规律，在政治上却是合乎逻辑的。对外贸易窗口若是选择在一个深水良港，洋船起锚就走，清政府便无法支配整个体系。此后，广州成了中国外贸的中心，涌现出买办、通事、行商等新生群体，进一步巩固了广州千年商都的地位。浅浅的珠江内河道，造就了广州的繁华，并且阴差阳错地，启动了一个连锁反应。

　　1842年，英国在选择其中国“基地”时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香港，一个是舟山，两个地方均有无与伦比的海港，都有成为远东贸易跳板的潜力。最后之所以选择香港，有很大的考虑是它离当时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广州城很近，方便英国人渗透入中国的贸易血管。后来，香港在航运中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金融中心。一百多年后，深圳凭借紧挨香港的区域优势晋升为中国的经济特区，从小渔村发展成了国际科创中心。于是，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拥有了三个一线城市。你看，香港是因广州而生的，最后香港的国际影响力超越了广州。深圳因香港而生，后来深圳的经济体量又超越了香港。所以，大湾区的城市历史比长三角还要再多维，当一个超级龙头被后来者所颠覆后，当地的格局并不会固定下来，而是会再度诞生一个全新的挑战者，进行复杂、错位的竞争，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引领风骚。

　　总而言之，三大顶级城市群的变动烈度，从北到南依次递增。往北会更固化一些，往南会更剧烈一些。这便是复杂中国最伟大的地方之一，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而不同的时期又会有不同的奇迹。过去是，未来也是。2017年，雄安新区横空出世，瞬间便成了亚洲最大的工地。截至2025年4月底，雄安新区累计完成投资9063亿元。当前，雄安新区一共是有5127栋楼宇拔地而起。短短几年间，因北京而生的雄安就实现了从一张图到一块地，再到一座城的奇迹。雄安的量级有多大，将影响未来华北格局的走向。它是成为一个类似海牙，以办公、行政为核心，但人口不会太多的高端精品城市，还是像上世纪的深圳一样，从零开始打造，成为这个时代风头无两的大城市呢？其实，从沿海到中西部，从一线城市到广袤的县域，华夏大地上的区域格局从来就没有静止过。